402cc永利手机版:[李淼]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反思与建构

“道”和“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道”,可理解为真理、规律、本原;“术”,即技术、方法、工具。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已有40年。近年来,社会学界关于“术”的讨论较多,甚至争议热烈,而对社会学之“道”,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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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成果《质性社会学导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将质性研究方法由“术”而“道”,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促进其主流化。全书共八章,通过对国内外质性研究方法从兴起到传播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回溯反思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探索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传统和成功经验,打通从具体方法、方法论、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递进路径,尝试确立“质性社会学”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

关键词:质性研究;本土化;中心-边缘;本体论;认识论;

王宁 (进入专栏)
 

质性研究,是发端于人类学、尔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成形的研究方法体系,9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导论》对“质性”概念做出界定:质性,汉语词汇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与“量性”相对应,一层意义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另一层意义是强调符号互动过程,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也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获取的对社会本质及规律的理解。也就是说,“质性”概念本身就带有“道”的含义。

作者简介:李淼(1983-),女,辽宁本溪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质性研究方法、教育社会学、青少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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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从不同角度定义,种类繁多,共同的一点,是强调其为特定环境下人们“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人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处,是由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文化,也决定或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认知方式。譬如,东方民族偏“质性思维”,西方民族偏“量性思维”。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可否认,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而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也是社会学之“道”的重要存在形式。


  
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民国时期就已提出的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这个议题就不断被提出、讨论和争论。大致来说,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产生了两大阵营: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反对者。本文首先对双方的争辩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指出了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文章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量性思维的文化土壤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依靠直觉感悟、类比认知的质性思维被斥为“不科学”而遭到边缘化。《导论》认为,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而不是旁观者视角,“扎根”、互动,将心比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式,可能更加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社会学想象力”更多的是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的直觉思维能力,而不能将其转化等同为数学计算能力。直觉思维虽不具备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但不一定就不符合辩证逻辑;其机理和科学性虽目前尚未认知,但不等于“不科学”甚或“伪科学”。《导论》还认为,“质性思维”与“大数据思维”具有认识论的同一性;大数据方法为实现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因此,《导论》倡导质性社会学,并不是要否定、摒弃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而是主张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互补与融合。事实上,量化分析的数字和模型可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宏观状态和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质性研究方法则擅长呈现社会发展的细节与过程。宏观状态的数量把握固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和人们对身处社会的认识,而今天中国社会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

  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困境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热议的重要问题。[1][2][3][4][5][6]非欧美国家学者对此学术差异化格局的反思与批判,指向这样一种日常现实:非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者从英美同行那里习得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再生产,制造出旨在贴合英美国家读者阅读兴趣和思维模式的地域研究。此种研究以描述现象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土概念建构。其结果是,由于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与范式处于中心地位,边缘国家学者发掘的地方性知识被长期忽视,脱离地域情境的英美概念取代了对本土现实的细微体验和洞察。

   关 键 词:社会学  本土化  话语权  知识创新力  学术制度

探寻社会学之“道”,尤其体现在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提炼建构。《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家国同构”整体观内在隐含着“社会全息”思想。并从生物全息现象、全息摄影和中医“人体全息论”切入,通过与现代自然科学“全息理论”相类比,提出了“社会全息论”假说。表述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社会系统整体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实际上,社会学研究即是对这些显现信息的“采集”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过程。潜在信息往往比显现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加重要,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发展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仅靠外在表面呈现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更要靠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基于统计学原理的社会学研究常常困扰于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术”与“道”的不协调、不适应。社会全息理论有可能破解困扰经典社会学的这种“代表性悖论”,为“窥一斑而知全豹”“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法提供科学依据,并由此奠定质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为了突破此中心-边缘困境,近年来,各国学者掀起了挑战欧美国家方法论霸权的浪潮,呼吁和倡导质性研究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他们深刻认识到,导致边缘国家学者失语的中心-边缘格局违背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宗旨,它无视对处境不利者的关照和多元化视野。从本质上说,中心国家方法论霸权的确立,依赖于将一种基于英美情境的地方性知识伪饰成具有超强解释力、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知识,并推广至全世界。[7]颠覆这一困局要求转变各国学者的学术角色:英美学者成为消费者,学习和使用非英美学者创造的研究方法;非英美学者成为生产者,创造源自本土情境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

  

“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含义非常之广。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社会”因文化差异而“道”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同一国家、民族的社会之“道”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社会历史的进程呈螺旋式上升。就是说,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我国正由“数量型社会”转型为“质量型社会”。质性社会学以提升社会质量为目标,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质性社会”概念。这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即社会学之“道”的变动调整。

  综上,质性研究方法亟待一种从西向东的翻转,即超越西方认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掘东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8]陈向明进一步指出,要想参与质性研究的全球对话,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2](P.73)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社科工作者也应做到文化自觉,[9]其要旨在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0]即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前现实与问题、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进精神遗产、吸收并超越英美理论意识和研究范式,创造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的特色研究方法,参与和主导国际学术对话。[11]因质性研究本土化议题的内涵和外延错综复杂,本文仅尝试分析建构以中国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可行性。

一、问题的缘起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质性社会学倡导基于深入“扎根”的个案研究而不是泛泛大面积问卷调查,基于平等的人心交流沟通体悟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数据运算模型演绎的研究方式,就在于追求社会学“术”与“道”的统一。

一、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问题化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著《质性社会学导论》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自民国时期以来就不断被提出并加以实践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并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论。在此之前,一批台湾和香港的学贯中西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如杨国枢、黄光国、萧新煌、叶启政、金耀基、杨中芳等已经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在中断了近30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重建。由于重建过程中急需补课,而补课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和一些美国社会学者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而林南也是除费孝通(1983)之外,少数几个较早提出中国大陆社会学本土化倡议的学者之一。

  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在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林南发现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几个不良倾向:第一,简单移植。在社会学发展初期阶段,中国社会学者注重政策性运用,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为了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借用和移植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被认为最为高效便捷。第二,生搬硬套。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的理论,而不考虑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忽略中国的特殊性。当中国的经验资料与西方的理论不一致时,学者们不是根据这些差异去发展出新的理论,而是通过切割资料来迎合西方的理论。第三,理论抽象化能力不足。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在非常低的概念抽象层次上来对资料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缺乏从鲜活的田野资料中形成理论的能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者们或者只能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或者只能用中国的资料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把中国的资料只当作次级资料来使用(基于演绎逻辑),而不是当作初级资料来使用(基于归纳逻辑)(林南,1986)。林南教授的论述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也对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提出了希望。林南教授的倡议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回应,并在社会学界引发了一些讨论。

  至于如何破解方法论的中心-边缘格局,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建构多元的研究理念和框架,而非断然拒绝英美范式与方法、或一味地对其加以模仿。此努力客观上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96)指出,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模型根植于西方独特的宇宙观,非西方社会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与模型,就像西方社会中加糖的茶和巧克力在其原产地是不加糖的一样。[14]

  
但总体上,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并不热烈。到了2000年以后,社会学本土化才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和争辩的问题。这些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了20年以后的现状不满的反应(林聚任,2000)。一些学者认为,与译介西方社会学相对较高的水平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贺雪峰,2006)。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不加分析和批评的“移植品格”(邓正来,2008),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中国学者缺乏自主的“问题意识”,只能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依据提出研究问题(林聚任,2000;吴重庆,2002);在研究过程中,生硬套用西方理论(谭江华、侯均生,2003;郑杭生,2000,2011),或者用切割和裁剪中国经验的方式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这种用中国经验来脚注或局部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显得机械而僵硬(贺雪峰,2006)。另一方面,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忽略了研究工具和测量手段的适切性和研究对象所处情境的复杂性(如多因多果)(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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